蒋纬国承认国民党的道义缺失
蒋纬国口述自传中有两处值得注意。其一，他说到抗战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因为一己之私，使得接受变成了‘劫收’”，“铸成了大错”。（《蒋纬国口
这里，蒋纬国实际上分析出，在20世纪上半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冲突中，国民党在道义上存在许多问题，如官员普遍性的腐败，以及上上下下的专横跋扈；而共产党则正好相反，尽管实力上不如国民党，但占据了道义的高峰。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具有道义的合法性，得到人民的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也。以蒋公子之身份，能这样认识问题，实属不易。
自然，我们――不只是我们通常会把道义性问题归之于政党的阶级基础问题，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分析1927年的国共分裂时，也认为当初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封建军阀，而接下来，城市的工人运动开始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一般财产权，农民运动则打击了地主和豪绅，“这样，从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就产生出一种社会革命的威胁，它直接威胁到构成国民党的社会基础的那些阶级和团体：即城市资产阶级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队伍。这样，城市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的联系和对国民党的依赖便随着这种社会革命的威胁的增长而加强；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队伍大部分成员，是拥有土地的豪绅阶级的子弟，但这个阶级现在已受到日益增强的农村革命力量的威胁。”（《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33-34）这就是说，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社会的有产阶级，因此在本质上不可能善待一般的人民大众。
但蒋纬国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当时之所以不能善待人民，并非国民党自身之过失，而是文化传统使然，大概是指中国的官僚制度传统从来就是视民众为草芥的，民众不必对国民党有特殊的奢求。但是，正如蒋纬国所承认一样，共产党却不这样认为，共产党走了一条善待老百姓甚至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道路，结果共产党胜利了。
黄仁宇：共产党置自己于道德制高点
讲到道义合法性问题，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表现出的自相矛盾的态度其实颇有启发意义。一方面，作为历史学家，他认为，“道德的有无并非划分两大敌对政党的因素。如果提到道德，原因不过是因为有两套道德标准，个人很难从中选择。每个政党都有其黑暗面，被该党本身极尽淡化，以为不过是危机时不可避免的小缺失，但敌对阵营却认定是蓄意的恶毒。总之，这就是内战前夕的典型心态。”（《黄河青山》，三联书店2007年版，P211）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他又不能不感受到道德问题对国共冲突之解决的意义。
黄仁宇本非学者，他抗战时投军，成为一名年轻的国民党军官，见证了抗战的胜利和国民党此后的溃败。选择历史研究的道路后，黄仁宇一直思考着国民党何以失败、共产党何以成功的深层原因，他总是触碰到双方的道义性问题。不无戏剧性的是，黄仁宇早年结识一些共产党人，如田汉、范长江。他后来回顾到这些人的道德立场，如田汉，曾经对黄仁宇做过思想工作，黄仁宇说自己当时“显然无视于人民的受苦，对解放运动毫无兴趣，一定让他彻底厌恶我。另外一个意见不同之处在于对苏联的看法，对他而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策略，对我却是国际权力政治中厚颜无耻的自私自利。但是，他还是很容忍我，在我们短暂的相处时间内，他尽全力教我日文，让我了解外语对教育有多重要。更窝心的是，我母亲经过桂林时，田伯伯和他母亲殷勤款待。许许多多的小事提醒我，田伯伯的确把我当他的家人对待。他告诉我妹妹他关怀担心我的处境时，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关怀不是发自内心。他没有小看我的念头，他并不是郭沫若”。“田汉更增加了共产党的吸引力”。（同上，P197）
再如范长江，黄仁宇说：“我当时并不知道，在国共和谈时，范长江是周恩来的新闻官，一度待在南京和上海。他满意在共产党内的职务吗？没有理由不满。但身为朋友和读者的我，还是会替他觉得遗憾。在当权政党中高居显位，忙着处理文告和传单的范长江，再也不曾出版像《中国的西北角》那样充满力与美的作品。事实上，在加入共产党的阵营后，他就再也不曾出版任何重要作品。不过，对范孩儿了解够多的我知道，对他来说，文学成就或甚至自我表达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传递讯息的工具而已。对他来说，那个讯息就是中国的解放。如果目的可以达成，不论是透过无名的团体努力或署名的个人，其实都没有差别。无论如何，他的署名是长江，背后的那个作家不一定非得是范希天。”“我多次想到他时，都觉得他的道德情操比我高尚。同样的形容也可以放在田伯伯、廖沫沙和陈侬非身上。他们都是给予者，不是接受者。每当大我的运动需要集体努力时，他们就立刻去做，很少考虑个人问题。”（同上，P210）
除自己个人的直接接触外，黄仁宇还注意到，在国民党特务的眼中，共产党人也是可敬佩的人物。他说，“在新四军事件后，我曾见过一些特务佩服和尊敬他们所监视的共产党人士。他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有个性、有毅力的人物。”（同上，P216）
当然，共产党员个人道义的崇高性并不能说明问题之所在，黄仁宇认为，“将国民党和‘布尔乔亚’画上等号（左派人士常如此形容），并不是指国民党人拥有股票和债券。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事实上他们都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将领，出身背景和大多数的共产党领袖都一样，除少数人以外，他们的财产还不足以多到要用生命去捍卫，更不要说是席卷全国的内战。”（同上，P264）问题在于党的价值取向。
黄仁宇重点提到了韩丁（威廉・辛顿）写的《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该书记述了山西张庄的土地改革运动）一书，他说：“书中的一些段落也让我惊觉自己的无动于衷，这也是国民党的毛病，甚至孙中山也不例外。问题在于，贫富严重不均时，例如在许多已开发国家，其实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前提是穷人的生存不致受威胁。但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亟需立即改革。我们国民党这边的人大可以说：长弓的一切不是我们的错，千百年来向来就是如此，完全是共产党小题大作，以利他们掌权。事实上，他们持续战争行为时，我们的国家经济被破坏，全国永远没有重建的机会，而他们竟然还把全部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村民不曾听过我们上述的辩白，即使有，也绝不会同情我们。只要我们象征‘法治’，就是支持现状，因此就是站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这一边。我们所提出的现代西方生活水准，对他们毫无意义，这里毕竟是中国的山西。‘快淹死的人有暴力倾向，’辛顿警告。他证实‘人们提到过去，没有不哭泣的。’”（同上，P317-318）
黄仁宇这里说的就是共产党的价值取向是解放中国的底层人民，首先当然是农民，因为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受剥削、压迫、欺凌的一群人――人数最多的一群人。黄仁宇说“我们国民党这边的人大可以说：长弓的一切不是我们的错，千百年来向来就是如此”，颇为值得玩味，蒋纬国不就说了“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错”吗？可见国民党真是对国家的黑暗、人民的苦难熟视无睹了，居然以“不是我国民党的错”来为自己的道义性阙如作辩护。
而共产党深知，人民不需要对历史进行解释，谁“象征‘法治’，就是支持现状，因此就是站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这一边”，因此共产党反其道而行之，打破剥削和压迫的现存“法治”，所到之处，推翻人民头上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给人民以利益，这样，人民用自己的手推车推出了革命的胜利。美籍学者邹谠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最下层的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建立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这就等于把几千年来在政治领域里无足轻重的阶级拉到政治领域中来，并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这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它完全改变了政治运动和政治参与的格式，并且最后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成功。”（《20世纪中国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20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57-58）
记住：以道义性赢得世界、赢得人民
1972年，黄仁宇有幸参与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研究项目，他注意到李约瑟在自己的著作中宣称，“共产党（对中国）的接管是个幸运事件，因为新中国也许可以避免西方在工业革命初期所犯的所有错误。在19世纪初，小女孩被绑在大箱里到地底运送煤矿；小男孩超时工作，导致眼力受损，身体变形；据马克思说，伦敦的面包师傅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他还坚信，中国为求脱离停滞状态而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路线不但是最好方法，而且是唯一办法。”黄仁宇表示，“一思及此，你或许想同意他的说法。”（《黄河青山》，P344-345）显然，在冷战背景之下，李约瑟对中共之所以抱有好感，就是出于道义性立场，李约瑟痛恨19世纪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当他看到新中国消灭了这一切时，便由衷地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基于同样的立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1949年共产党治下的新中国作了如下热情的描述：“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的政府认真尽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娼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共组织慢慢地渗透到社会中，树立行为的模范角色，规定思想活动，禁止个人的异己倾向。”（《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P331）
国共内战已是历史，但中国共产党因道义性崇高而成功的经验却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当前，我们应该从道义性崇高的角度来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将党的道义立场看成软道理，予以抛弃，那就会大难临头。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
（本文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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